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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首个KRAS G12C抑制剂获批上市以来,携带该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(NSCLC)、结直肠癌(CRC)和胰腺癌(PDAC)患者迎来了全新的治疗时代。
以Sotorasib、Adagrasib以及国产的氟泽雷塞、格索雷塞、戈来雷塞为代表的第一代抑制剂,通过特异性结合KRAS G12C突变蛋白的第12位半胱氨酸,将其锁定在失活的GDP结合状态(OFF状态),从而阻断致癌信号。
然而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临床实践迅速揭示了两大核心挑战:原发性耐药(药物一开始就无效)和获得性耐药(用药后肿瘤卷土重来)。
KRAS G12C抑制剂的耐药机制究竟是什么?我们又有哪些新的治疗策略来应对?本文将为您一一梳理。

一、谁在引发原发性耐药? ✦ ✦ ✦ 在启动KRAS G12Ci治疗前,患者的肿瘤基因图谱中可能早已潜伏着导致耐药的突变。2025年发表在《Clinical Cancer Research》的研究揭示了这一严峻现实: 高比例的原发耐药突变:相当高比例的患者在用药前就已携带耐药突变。在结直肠癌中,这一比例高达46.5%-53.8%;在胰腺癌中,也有16.4%-36.4%。 这从基因层面解释了为何单药治疗的有效率有限——尤其对于近一半的CRC患者,单药治疗可能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。 不同癌种的耐药基因图谱 结直肠癌 (CRC) 最常见的共突变: 其他KRAS改变 (35.4-40.4%):如G12非C突变(G12D/V)、G13D、Q61H以及KRAS扩增。 EGFR扩增 (20.5-22.2%):旁路激活的典型代表。 PIK3CA突变 (11.3%) 和 BRAF突变 (9.7-12.4%)。 胰腺癌 (PDAC) 最常见的共突变: 其他KRAS改变 (52.6-75%):同样以G12其他突变和扩增为主。 PIK3CA突变 (17.5%) 和 MYC扩增 (25%)。 在启动KRAS G12Ci治疗前,进行全面的基因检测至关重要。对于携带上述特定耐药突变的患者,可能不适合单药治疗,需要考虑更积极的联合治疗方案。
二、治疗后的新变化: 获得性耐药如何发生? ✦ ✦ ✦
如果说原发性耐药是治疗前已经存在的障碍,那么获得性耐药则是在治疗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。即便初始治疗有效,肿瘤细胞仍会通过各种机制适应药物压力,最终导致疾病进展。 通过对接受KRAS G12C抑制剂治疗后进展的患者样本进行分析,研究人员发现了多种获得性耐药机制:
01 KRAS基因的二次突变 一种直接的耐药方式是靶点本身发生改变。部分患者的肿瘤在治疗后检测到新的KRAS二次突变——例如从G12C变为G12D、G12V,或发生Y96C、H95D/Q/R等影响药物结合口袋的突变。这些突变改变了药物与靶点的结合能力,使原有抑制剂失效。 此外,还有部分患者出现KRAS基因扩增,即增加KRAS G12C突变基因的拷贝数。这使得现有剂量的药物无法完全覆盖所有靶点,信号传导得以持续。
02 旁路信号通路的激活 这是肿瘤逃逸药物抑制的常见策略。当KRAS这条主要信号通路被阻断后,肿瘤细胞会激活其他备用通路,绕过被抑制的节点,继续向下游传递生长信号。 常见的旁路激活机制包括: 其他RAS家族成员激活:NRAS、HRAS发生突变或扩增,接替KRAS的功能。 上游受体激活:MET、EGFR、FGFR2等受体酪氨酸激酶扩增或突变,从更上游重新激活信号。 下游效应器激活:BRAF、MEK、MAP2K1等下游分子发生突变,直接激活下游通路,无视上游是否被阻断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旁路激活机制常常同时出现。不少进展期患者体内可检测到两三种不同的耐药改变,体现出获得性耐药的异质性和多重性。
03 组织学转化 另一种耐药方式涉及肿瘤细胞身份的转变。例如,少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接受治疗后,肿瘤从原来的腺癌转变为鳞状细胞癌。这种组织学类型的转换往往伴随着驱动基因依赖性的改变,使KRAS抑制剂失去作用靶点。
04 非基因层面的适应性改变 除基因突变外,肿瘤还可通过非遗传机制实现耐药。例如上皮-间质转化使肿瘤细胞获得更强的迁移和生存能力;代谢重编程通过增强糖酵解、谷氨酰胺代谢等途径,为耐药细胞提供能量支持。这些变化不涉及基因序列改变,常规液体活检难以检测,但同样影响治疗效果。
三、 应对耐药的治疗策略 ✦ ✦ ✦
针对KRAS G12C抑制剂的原发性和获得性耐药机制,当前临床治疗策略已从单一药物扩展至多机制联合、药物迭代及新技术探索三个层面。
01 靶向信号网络关键节点:联合抑制旁路与上下游通路 通过联合用药阻断代偿激活的信号通路,是当前克服耐药的主要临床策略。 上游抑制剂: SHP2抑制剂(如TNO155):SHP2是多个受体酪氨酸激酶(RTK)下游的共同信号节点。抑制SHP2可阻断RTK至KRAS的信号输入,同时将KRAS G12C蛋白维持在适合抑制剂结合的失活构象。目前多项Ⅰ/Ⅱ期临床试验正在评估其与KRAS G12C抑制剂的联合方案。 SOS1抑制剂(如RMC-4550、BI-3406):SOS1是催化KRAS与GTP结合的鸟苷酸交换因子。抑制SOS1可减少活化态KRAS的生成,与G12C抑制剂联合使用可增强对信号通路的阻断效果。 下游及平行通路抑制剂: MEK抑制剂(如曲美替尼):MEK位于KRAS下游,联合MEK抑制剂可在MAPK通路末端设置第二道阻断,适用于应对下游效应器突变(如BRAF、MAP2K1)导致的耐药。 FAK抑制剂(如Defactinib/VS-6063):FAK参与整合素介导的信号传导,在肿瘤微环境适应及上皮-间质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联合FAK抑制剂旨在克服微环境介导的非基因型耐药。 CDK4/6抑制剂(如帕博西尼):KRAS信号最终驱动细胞周期进展。联合CDK4/6抑制剂可直接阻断细胞周期从G1期向S期转换,无论上游信号如何激活。
02 开发新型KRAS抑制剂:针对靶点自身改变 针对KRAS二次突变(如Y96C、H95D)或突变亚型转换(G12C转G12D),新一代抑制剂正在临床开发中。 新一代共价抑制剂(如D3S-001):通过优化药物与KRAS G12C蛋白变构结合口袋的结合能力,提高靶点覆盖率。临床数据显示,在KRAS G12C抑制剂初治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,客观缓解率达88.9%;对于因获得性耐药突变(如Y96D)导致进展的患者,仍可观察到约30%的客观缓解率。 KRAS(ON)抑制剂(如RMC-6291):此类药物通过形成三元复合物,靶向并抑制处于活化状态(GTP结合态)的KRAS G12C蛋白。理论上可克服因第一代抑制剂(仅结合OFF态)选择压力导致的构象相关耐药。 泛RAS抑制剂(如RMC-6236):该类药物可同时抑制多种突变型(G12D、G12V、G13C等)及野生型RAS蛋白。适用于应对肿瘤发生的突变亚型转换(如从G12C转变为G12D)。 双构象联合抑制:临床前研究显示,KRAS(ON)抑制剂(RMC-6291)与第一代OFF抑制剂(索托拉西布)联合应用,可同时阻断两种构象的KRAS蛋白,产生协同抗肿瘤效应。
03 探索新技术路径:蛋白降解与免疫干预 超越传统小分子酶抑制模式,新兴技术致力于从蛋白层面彻底清除KRAS,或利用免疫系统实现精准杀伤。
靶向蛋白降解技术 PROTACs:双功能分子,一端结合KRAS G12C蛋白,另一端招募E3泛素连接酶,诱导KRAS蛋白通过泛素-蛋白酶体途径降解。 分子胶:诱导E3泛素连接酶与KRAS蛋白发生接近,促进其泛素化和降解。 上述技术在理论上可克服由蛋白过表达或多种点突变导致的耐药,目前处于临床前及早期临床开发阶段。 免疫治疗新策略 双特异性抗体:开发能同时靶向KRAS突变衍生肽段(通过MHC呈递)与T细胞表面CD3的双抗,重新定向T细胞以杀伤携带KRAS G12C突变的肿瘤细胞。 KRAS突变特异性肿瘤疫苗:将KRAS G12C突变肽段作为抗原导入患者,激活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,旨在建立长期免疫监控,清除微小残留病灶及耐药克隆。 KRAS G12C抑制剂的耐药问题虽复杂,但应对策略已日渐清晰。通过治疗前基因检测筛选适合联合治疗的人群、进展后明确耐药机制并匹配后续方案,患者有望获得更长的疾病控制时间和更多的治疗机会。随着新一代抑制剂及蛋白降解、免疫疗法等新技术的发展,KRAS G12C突变肿瘤的治疗正从“单药精准”走向“全程管理”,为患者带来更长久的生存获益。
标签: KRAS G12C抑制剂 原发性耐药 获得性耐药 基因检测 联合治疗 新型抑制剂 免疫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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